在蒙受冤屈的八年中，毛泽东遭受了三次打击

原创：一棵青木 

来源：远方青木（ID：YFqingmu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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遇到困难，主动迎难而上，解决一切拦路虎，这对普通人来说已经很困难了。

遇到冤屈怎么办？你明明是正确的，明明立功了，结果却对你大罚特罚，甚至一撸到底，然后你应该怎么办？

这样的重大冤屈，8年内连续遇到3次又怎么办？

很多人难以想象世界上会有人遇到这样的事情。

但其实你最熟悉的开国领袖毛泽东就曾经遇到过这样的事，而且所有的证据都在党史上清清楚楚的写着。

你不知道，只是因为你以前没仔细看过而已。

毛泽东曾自己说过： 

“我从1927年到1935年，基本上是受压的，在党内没有发言权。只是到了1935年的遵义会议后，才慢慢地好起来”

这个“受压”，究竟指的是哪种程度的压力呢？ 

第一次蒙冤 

1927年9月9日，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毛泽东奉命领导秋收起义，按共产国际要求的“城市中心论”攻打长沙。

但敌人力量强大，起义很快失败了。

9月19日，秋收起义部队在文家市会师，毛泽东根据敌我力量的实际对比，决定放弃攻打长沙，带领不足千人的队伍来到井冈山，开辟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革命根据地。

毛泽东指出： 

“我们当前的力量还小，还不能去攻打敌人重兵把守的大城市，应当先到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，去保存力量，发动农民革命。

我们现在好比一块小石头，蒋介石反动派好比一口大水缸，但总有一天，我们这块小石头，一定要打烂蒋介石那口大水缸，胜利一定属于我们。” 

这件事好像没做错对吧？成功开辟革命根据地这应该是大功对吧？

毛泽东率兵退到井冈山之后，中央和共产国际震怒。

1927年11月9日，在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的领导下，瞿秋白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。

会议强调，中国的革命形势在“不断高涨”，中国革命性质是“不断革命”，湖南省委在秋收起义的战略方针上“完全违背中央策略”，对此，毛泽东应负严重的责任，应予开除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，并撤销湖南省委委员身份。 

对于毛泽东在文家市决定转兵前往井冈山，放弃攻打大城市的行为，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共中央定义为“可说是最可耻的背叛与临阵脱逃”。

这个定义，可以说是很严重了。

当时没有电台，信息传达不通畅，湖南省委的组织遭到了敌人的几度严重破坏。

因此，这个命令传达到井冈山时，已经是1928年3月了，由湘南特委军事部长、省军委特派员，20岁的周鲁上井冈山传达。

当时白色恐怖严重，不能带文件，只能凭记忆传达。

年轻的周鲁传达上级指示时，只记得“开除”，但“开除”什么记不清了，就想当然地说成是“开除党籍”。

开除党籍，这是比开除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严重无数倍的惩罚，等同于政治生命的终结。

井冈山上所有人都不明白为什么毛泽东要遭受这么严重的惩罚，毛泽东自己当然更是无法理解，大口大口地吸自己用纸卷的大炮筒烟。

毛泽东带着残兵上了井冈山，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打了很多胜仗，硬生生地从不足1000人，不满1个团的兵力发展成了1个师两个团，还在3个县建立了稳定的工农政权，把革命根据地搞得风生水起，蓬勃发展。

这个时候，自己突然遭受了如此严重的惩罚。

但是毛泽东没有怨言，面对如此重大的冤屈依然面不改色。

被开除党籍后，毛泽东不能担任书记和党代表，不能过党组织生活，那他应该干什么？

面对这个询问，周鲁说，你改任师长吧。

当时军事干部可以不是党员，于是毛泽东改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。

对于党中央的决议，毛泽东完全不能理解，但一个20岁的周鲁传达的指示，还是错误记忆的指示，毛泽东立刻就无条件遵从，在一个完全由自己创立的地盘上。

1928年4月中旬，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第一师策应湘南暴动期间，在湘南特委机关见到了中共中央《政治纪律决议案》的正式文件，上面明文写着毛泽东是被中央“开除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”和“撤销湖南省委委员”，但根本就没有“开除党籍”的决定。

毛泽东大松了一口气，不管怎么说他还是党员，只是被开除了几个重要职位而已。

1928年4月底，朱毛“会师”井冈山，随后合二为一，成立工农革命第四军，朱德任军长，毛泽东任党代表，陈毅任教导大队队长。

随后，毛泽东当选为第四军军委书记，率领第四军连续粉碎敌人的两次“进剿”，三次“会剿”，并在1929年初打下井冈山，开辟了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。

中央对毛泽东的处分始终没有撤掉，仅保留了党员身份，但他凭着自己的努力，一点一点地在战场上又打了回来。 

第二次蒙冤 

1929年5月，开辟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后不久，毛泽东在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一问题上，和朱德、陈毅等发生分歧。

军队指挥由谁说了算，毛泽东说应该由党说了算，而且是绝对领导，不容置疑，这一原则有问题么？

没有问题，但当时的党代表是毛泽东，而军长朱德等人认为具体的打仗事务，应该由军人说了算，外行不能指导内行。

1929年6月22日，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在龙岩城召开，由陈毅主持会议。

在会议上，代表们围绕井冈山斗争以来遇到的各方面问题进行讨论，对毛泽东的民主作风和工作方法给予批评。

根据陈毅的回忆录，当时对毛泽东的批评主要由四点组成： 

第一，批评毛泽东对马列主义的信仰不够，因为他常讲马列主义只规定了世界革命、中国革命的基本原则，但中国革命具体的做法还要我们自己在实际之间来创造；

第二，批评毛泽东有个人英雄主义，他讲的现在革命没有党的领导一定失败，这话实际上是说没有你毛泽东就要失败；

第三，批评毛泽东的领导方式是家长式的领导，你们朱毛两人天天在吵架，一个是晋国，一个是楚国，你们两个大国天天吵，我这个郑国在中间简直是不好办，两大之间难为小；

第四，批评毛泽东说“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”是不对的，共产党都应该有发言权，说错了就可以纠正。 

会议否定了毛泽东提出的“党对红军领导必须实行集权制的意见”，并给与毛泽东党内严重警告处分，同时毛泽东前敌委员会书记的身份被陈毅所取代，这是毛泽东一生中唯一的一次被下级夺了权。

7月中旬，毛泽东被迫离开红四军，以特派员的身份到闽西指导地方工作，离开了军队一线。

和毛泽东随行的江华在回忆录中写道： 

“我们离开部队由龙岩出发时，把我的马也扣下了，那时我们一行人真有些灰溜溜的样子。” 

离开龙岩后，毛泽东大病一场，患的是疟疾，浑身时冷时热，时好时坏，只得化装成“教书先生”，在永定的深山中隐蔽起来，在此治病和工作。

9月下旬，红四军第八次党代表大会在上杭召开，致信要在永定县的毛泽东出席。毛泽东说自己身体有病不能参加。

红四军党委认为毛泽东在闹情绪，托词不来，于是立即再次给予毛泽东党内严重警告，要他马上来开会。

于是毛泽东强撑病体，坐担架赶来，大家见毛泽东“面无人色”，确实病重，就让他留在上杭继续养病。

所有人都没想到，革命根据地的开辟者毛泽东被夺了权，并被赶出军队，居然一点脾气都没有，不来开会的原因真的是在生病，而且是重病。

1929年7月9日，陈毅以前委书记的名义，将红四军第七次党代表大会的决议案和党内争论文件送交党中央。

1929年8月10日，中央收到了这份文件。

1929年8月13日，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，会议决定充分肯定了毛泽东提出的“工农武装割据”重要思想和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一军队建设基本原则。

1929年11月，红四军吃了大败仗，损失了接近1/3的兵力，中央做出指示，恢复毛泽东的工作。

1929年11月26日，毛泽东恢复工作。

1929年12月28日，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在古田召开，史称古田会议。

会议决定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一原则作为自己的建军思想，《古田会议决议》成为了日后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件，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政治工作奠定了基础。

同时，古田会议决定选举毛泽东为红四军前委书记，拥有对红四军的最高领导权。 

第三次蒙冤 

古田会议后，红四军纵横驰骋，进一步发展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，进一步扩大红军队伍。

1930年6月，红四军被改编为红一军团，而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也最终被发展成了中央苏区。

1930年10月，蒋介石在结束中原大战后，集中10万军队进攻中央苏区，毛泽东率领红一方面军歼敌1.3万人，活捉张辉瓒，打破国民党第一次围剿。

1931年4月，蒋介石集中20万军队，以何应钦为总指挥，采用稳扎稳打、铁壁合围的方针对中央红军进行围剿。

毛泽东率领红一方面军采用诱敌深入的方针，将3万余兵力全部集中在一个点，在15天内连打5次胜仗，歼灭敌人3万余，打破了国民党的第二次围剿。

1931年7月，蒋介石亲任总司令，集中30万兵力，并聘请德、日、英军事顾问，采取“厚集兵力，分路围攻，长驱直入”的战术，分3路向中央苏区进行“围剿”。

毛泽东率领红一方面军，采用“避其主力，打其虚弱”的作战方针，抓住机会后在4天内3战3捷，休整半月后再次3战3捷，在80天内歼灭敌人3万余人，粉碎了国民党的第三次围剿。

三次反围剿的胜利，中央苏区不断扩大，已经发展到了28个县，拥有250万人口，中央红军也不断强盛。

很显然，毛泽东立下了大功。

是不是应该重奖毛泽东呢？

因为中央苏区的辉煌成绩，巨大的地盘和最强的兵力，在上海的临时中央决定把中央苏区当成核心红区，但极其反感毛泽东的游击思想。

1931年11月初，中共中央代表团在瑞金主持召开中央苏区党组织第一次代表大会（史称赣南会议），会议从思想、政治、军事和组织四个方面全方位否定毛泽东的路线和政策。

毛泽东制定的建设根据地的正确主张，被斥责为“非无产阶级观点”“单纯防御和游击主义”“狭隘经验主义”等。

在会议上，博古对毛泽东说： 

“你懂什么马列理论？简直就是一个乡巴佬！” 

最终，会议决定设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，取消红一方面军总司令和总政委、总前委书记的职位，撤销毛泽东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职位，体面地把军权从毛泽东手里收走。

随后，王明“左”倾冒险主义在整个根据地进行推广。

但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威望太大了。

1931年11月7日，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，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、人民委员会主席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。

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被人称之为毛主席。

但毛主席的称呼，没有持续太久。

一山不容二虎，中央苏区到底是听毛主席的还是听王明的？

冲突很快就出现了。

1932年1月，中央决定攻打赣州，执行共产国际攻占大城市的指令，让中国革命大踏步地走向胜利。

但毛泽东强烈反对，认为赣州铜墙铁壁，根本不可能打下来。

于是，中央免除毛泽东中央局代理书记一职，红一军团兵进赣州。

围了赣州很久，实在是打不动，马上中央红军就要被国民党军队包围了。

1932年3~4月，在周恩来的邀请下，毛泽东重掌局面，带领红军撤围赣州，跳出包围圈，并出其不意地发动了漳州战役，攻克漳州城，歼灭国民党军第49师大部，俘副旅长以下1674人，缴获各种枪2140支（挺）、各种炮6门、飞机2架，同时筹款百万银元，扩军上千，取得了巨大胜利。

是不是应该给毛泽东颁奖？

当然不应该，因为毛泽东撤围了江西核心城市赣州，而且继续反对攻打中心城市。

打漳州有用吗？那是大城市吗？都这么慢腾腾的搞，中国革命什么时候才能胜利？

1932年10月，王明领导的中央政治局在宁都召开了中共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，史称“宁都会议”，集火批评毛泽东。

会议要求红军以进攻战略直接粉碎敌人进攻，以夺取中心城市为主要作战目标，指责毛泽东提出的诱敌深入，是“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”，批评毛泽东主张向赣东北方向农村发展的主张是“消极怠工”，对毛泽东批评苏区中央急于进攻中心城市的行为定义为“不尊重党领导机关”。

会议后，毛泽东被撤销了几乎一切职务，被调到了后方去“养病”，完全丧失了党权、军权，变成一个无职无权的“普通一兵”，包括邓小平在内的一些支持毛泽东路线的高级领导人也被撤职、批判。

从这一天开始，毛泽东被雪藏整整三年多。

毛泽东在延安时曾轻描淡写地说： 

我在瑞金的中央苏区“过了四年小媳妇日子”。 

毛泽东曾经这么说过： 

“一些吃过洋面包的人不信任，认为山沟子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。1932年秋开始，我没有工作，就从漳州以及其他地方搜集来的书籍中，把有关马恩列斯的书通通找了出来，不全不够的就向一些同志借。我就埋头读马列著作，差不多整天看，读了这本，又看那本，有时还交替着看，扎扎实实下功夫，硬是读了两年书。”

“他们把我这个木菩萨浸到粪坑里，再拿出来，搞得臭得很。那时候，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，连一个鬼也不上门。我的任务是吃饭、睡觉和拉屎。还好，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。”

陈毅曾经这么说过： 

“毛主席是一个受过污辱、冤枉和虐待的人……他被撤过职，受过党内审查，被宣布为机会主义者，蒙受耻辱，被送往后方休养。没有人去看望他，因为谁也不敢接近他。 

真金不怕火炼 

毛泽东立下如此巨大的功勋，结果却蒙受了如此巨大的冤屈，被几个到苏联留过学的，20多岁的小娃娃给直接一撸到底。

如果换成你，你会怎么做？

你会因此愤怒，因此对党失望，因此怀恨在心么？

普通人也许什么想法都会有，但毛泽东选择了无条件接受党的一切命令。

被一撸到底，我就看书、学习，坚持原则，顾全大局，遵守纪律，尽可能地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出自己的贡献，绝不消极沉沦。

周恩来回忆说： 

在撤销红军总政委的职务后，毛泽东对他说：需要我的时候，打个招呼。

没有多久，赣州打不下来了，项英去请他，他二话没说就去了，还帮助解决了困难。在第五次反“围剿”中，他连献三计破围，虽然被置之不理，但他没有把自己置身事外，始终关注作战进程。

当时许多会议都不让他参加了，但他的态度是，只要让他参加他就一定出席，去了就在会议上宣传他的观点，不管人家喜欢不喜欢听。 

毛泽东退出领导岗位后，王明、博古等人终于可以毫无阻碍全盘照搬苏联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，按苏联红军的形态去改造中央红军了。

然后中央红军在王明、博古等人的领导下，寸土不让，处处设防，节节抵御，大搞“短促突击”，和国民党军正面对轰。

结果一败再败，中央红军损失惨重，只剩余86000余人，关键战略位置几乎都被国民党军占据，生存空间被严重挤压。

1934年10月10日，中央红军被迫长征。

1934年12月3日，红军渡过湘江，突破四道封锁线，但损失极为惨重，仅剩余3万人，濒临全军覆灭。

毛泽东在领导岗位的时候，屡战屡胜，越打越强，而全面否定毛泽东思想后，就吃了如此之大的败仗。

谁对谁错已经很明显了，要不要立刻把毛泽东请回来主持大局？

当然没人去请。

机会，从来只留给努力的人。

从被闲置的那一天开始，毛泽东就从来都没有消极懈怠过，更没有怨天尤人，而是持之以恒地宣传自己的思想，在任何场合，抓住任何可能的机会去宣传。

周恩来曾在一个青年会议上，讲如何学习毛泽东。他说： 

毛主席当他的意见没有被大家接受时，他就等待，有机会他就讲，又教育又说服。我们主张打大城市，毛主席认为我们力量小，不应该打大城市，应该集中力量建设根据地。

但是毛主席的意见大多数人不赞成，大家要打，他只好跟着打。

后来打败了，毛主席赶快在会议上提出：打败了证明这个方法不行，换一换吧！大家还不接受，他只好再等待，又跟着大家走。正确认识意见要经过许多等待、迂回才能取得胜利，为大家所接受。 

在代价极其惨重的连续失败面前，原本支持左倾冒险路线的王稼祥、张闻天等人和博古、李德产生了严重分歧。

生病的毛泽东和负伤的王稼祥在担架上聊天，然后又上门做张闻天的思想工作，探讨如何才能让红军更好地走向胜利。

反复多次后，毛泽东争取到了王稼祥和张闻天的理解和支持。

而这样的聊天，毛泽东进行了一次又一次，把能聊的人都聊了，争取到了越来越多的人支持他。

对自己思想的不懈宣传，这样的事毛泽东已经做了三年多，一直没有任何效果。

但这一次，毛泽东的努力终于得到了回报。

由于条件极端困难，此时中央红军和共产国际的无线电联系中断了，远在苏联的王明无法对中央遥控指挥。

得到王稼祥和张闻天的支持后，毛泽东在1934年12月12日参加了通道会议，在会上，毛泽东提出部队必须向西，进入贵州，并阐述了自己的理由，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支持。

1934年12月18日召开了黎平会议，改变了博古制定的挺进湘西北计划，按毛泽东的意见，改向黔北进军，准备创建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根据地，为红军制定了新的战略方针。

1935年1月1日召开了猴场会议，否定了李德个人包办军事指挥权的情况，重申“建立川黔边区新苏区根据地”的战略任务。

这三个会议的召开，为遵义会议奠定了基础。

1935年1月15~17日，挽救党，挽救红军，挽救中国革命的遵义会议召开了，用三天时间，集体大辩论，讨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。

在这次会议上，博古认为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敌人过于强大，和指挥没关系。

周恩来认为自己对失败应承担责任，进行自我批评，并批评博古和李德。

毛泽东做长篇发言，系统性地指出了博古和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种种错误。

王稼祥的发言除批判博古和李德外，还建议取消博古和李德的军事指挥权，把红军交给毛泽东这样富有经验的人来指挥。

张闻天对王稼祥的意见表示支持。

刘伯承说： 

“没有本钱打什么洋仗，毛主席是有什么本钱打什么仗。” 

朱德说： 

“丢掉了根据地，牺牲了多少人命！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，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！”

李富春、聂荣臻、彭德怀等人的发言也都很激烈，大家都对博古和李德的错误指挥非常不满。

在会议上，毛泽东得到了绝大多数人的支持，和博古、李德共同组成中央“三人团”的周恩来，最后也表态全力推举毛泽东来领导红军。

至此以毛泽东为首的新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确立，中国革命避免了失败的命运，越过转折点，开始走上了辉煌的征程。

你是不是认为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？在遵义会议拿到指挥权后，所有人都无条件地服从毛泽东的指令，毛泽东就可以一心一意地和蒋介石做斗争了？

当然不是。

1935年3月10日，遵义会议召开仅仅两个月之后，军委开会，对林彪关于进攻打鼓新场的提议进行讨论，召开了苟坝会议。

打鼓新场是通往黔西的必经之地，如果能攻占，那么对红军西进极为有利，而且看起来守军也不多。

在会上，大多数人都认为可以进攻打鼓新场，代价不大，好处多多。

但毛泽东却认为打鼓新场位置重要，周围有蒋介石多股部队，红军进攻此处有被包围的可能性，几份被破译的电报也表明黔军、滇军有向打鼓新场附近移动的征兆，红军不应该冒险。

毛泽东把自己的想法说了，证据也都展示了，但大家都表示毛泽东多虑了。

最后举手表决，包括朱德、周恩来、张闻天在内的20多个人都支持进攻打鼓新场，只有毛泽东1个人反对，投票结果是完全的碾压局。

毛泽东急了，他认为此事关乎红军的生死存亡，自己绝不能退。

“你们硬要打，我就不当这个前敌司令部政委了！”毛泽东来了脾气，对主持会议的张闻天说。 

凯丰当场顶了回去：“少数服从多数，你这是什么态度？”

张闻天则说：“不干就不干吧。” 

最后会议形成了进攻打鼓新场的决议，同时免去毛泽东前敌司令部政委职务。

散会后，毛泽东在床上辗转反侧，无法入睡，最后决定去找周恩来。

周恩来回忆说： 

“毛主席回去一想，还是不放心，觉得这样不行，半夜里提着马灯，又到了我那里，叫我把命令晚一点发，还是想一想。我接受毛主席的意见，一早再开会议，把大家说服了......”

经过一晚上的商量，毛泽东说服了周恩来和朱德。

3月11日，苟坝会议继续召开，周恩来和朱德在会议上赞同毛泽东的看法，讲形势，力陈利弊，最后其他人也从善如流，接受了这一观点。

会议恢复了毛泽东的中央红军前敌司令部政委职务，并决定以朱德的名义发出《关于我军不进攻打鼓新场的指令》。

就在这份指令发出去的同时，仅仅几个小时后，我军就侦察到滇军孙渡部已经向打鼓新场进发，而川军郭勋祺部、周浑元部、吴奇伟部正围绕打鼓新场进行运动，以8个师的绝对优势兵力形成了对打鼓新场的合围战略姿态。

这份情报传回红军总部后，所有人都被吓出了一身冷汗。

稍有不慎，红军就会重演湘江战役的惨烈。

蒋介石布下的这个陷阱，参会的20多个领导人都没看出来，其中甚至包括朱德和周恩来，只有毛泽东1个人强烈反对。

毛泽东手上的那一盏昏黄的马灯，在暮色中为红军指明了正确的道路。

这件事引发了毛泽东的思索，军事决议民主制是为了防止博古、李德对军事的专制错误指挥而设定的，但目前看来好像并不正确。

于是，毛泽东向周恩来、张闻天提出： 

 “不能像过去那么多人集体指挥”

军事指挥不能处处搞“少数服从多数”

不能老是20来人讨论来讨论去。

指挥作战，权力必须高度集中。 

3月12日，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毛泽东提出的关于集中军事指挥权力的建议，并得到了一致通过，成立了以周恩来、王稼祥、毛泽东组成的三人军事领导小组，实际由毛泽东进行指挥。

至此毛泽东正式获得了红军的最高指挥权，统帅地位得以确立，指挥红军四渡赤水，巧渡金沙江，强渡大渡河，飞夺泸定桥，爬雪山，过草地，终于到达了陕北革命根据地，取得了长征的伟大胜利。

在八年的蒙冤中被严重打击三次的毛泽东，终于证明了自己思想的正确性，还团结了能团结的所有人，最终让全党接受了毛泽东思想。

毛泽东的心胸有多大，团结能力有多强？

在1931年，王明和博古夺走了毛泽东的军权，近乎于把毛泽东一撸到底。

后来王明去了苏联，国内事务由博古实际指挥，从各种途径压制毛泽东。

毛泽东最终证明自己的正确后，是不是应该搬掉博古这个绊脚石？

并不是，毛泽东和博古、李德等人成为了好朋友，尽一切努力去团结他们。

毛泽东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一次谈话中提到： 

“遵义会议时，有人劝我代替博古（当总书记），我说不行，那样的话，斯大林就不同意了。硬要这样搞，就会弄僵的。我们在共产国际会成为不合法的了。还是要让斯大林信得过的人抛头露面。实践证明，这样做是对的。实际上并不影响我的领导地位。” 

在长征末期，在与张国焘的斗争中，博古、李德、凯丰这些曾经反对过毛泽东的人，都坚定地站在毛泽东这一边。

毛泽东下令中央红军单独北上时，张国焘前敌指挥部副参谋长李特追过来，用枪指向毛泽东时，李德从后面抱住李特，保护毛泽东。

这是一张在延安拍摄的，毛泽东、周恩来和博古三人的合影，可以看出三个人关系非常之好。 

1937年，王明回国，坐飞机从苏联抵达延安，又犯了右倾主义错误，否认在抗日统一战线中红军独立自主的原则，强调一切服从统一战线，主动把红军置于国民党军的指挥之下，放弃党的领导权。

仗着共产国际的支持，任长江局书记的王明把长江局搞成了中央第二政治局，一段时间内甚至导致毛泽东“指示出不了延安窑洞”。

但毛泽东依然持忍耐态度，和王明斗争力求做到斗而不破，不撕破脸皮，给予了王明足够的尊重，并通过摆事实、讲道理，获得了绝大多数人的支持。

毛泽东的指挥权和影响力，从来就不是谁授予的，而是完全凭自己的努力一步步获得的。

冤屈和不理解，乃至于长期被冤屈和不理解，这在毛泽东眼里并不算什么。

1942年4月9日，新四军军长陈毅在遭到政委饶漱石排挤打击时，毛泽东写信给陈毅：  

凡事忍耐，多想自己缺点，增益其所不能，照顾大局，只要不妨大的原则，多多原谅人家。忍耐最难，但作一个政治家，必须练习忍耐。这点意见，请你考虑。感冒宜多睡，少动多食。余容面叙。 

在1956年9月10日中共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会议上，毛主席说： 

“我想同志们中间可能也有多多少少受过冤枉受过委屈的。

对于那些冤枉和委屈，对于那些不适当的处罚和错误的处置(如把自己打成什么‘机会主义’、撤销职务、调离职务等等)，可以有两种态度。

一种态度是从此消极，很气愤，很不满意；另一种态度是把它看作一种有益的教育，当作一种锻炼。

你晓得，这个世界就是这么个世界，要那么完全公道是不可能的，现在不可能，永远不可能......” 

遇到事情多想自己缺点，多从大局思考，在不妨碍大的原则下，多原谅别人，并在忍耐和等待中磨练、提高自己。

这样的人，才能成大事。

很多人觉得自己只要够强，够聪明，就一定可以成事。

但实际上哪怕强如毛主席，人生也不是一帆风顺的，被自己视为战友的人对自己各种反对和不理解，长期的被打压被闲置，这样的事毛主席当年遭遇了八年以上。

碰到这样的情况，有人的选择是怨天尤人，埋怨自己遭受的不公正，从此一蹶不振，个别人甚至另立门户走向反面，而有人的选择是对同志们说： 

“需要我的时候，打个招呼”。

不同的选择，最终带来了不同的人生结局。

最终带领我们走到了国庆节这一天的，是毛主席这样的人。

你或许很强，但肯定强不过毛主席。

如果你自认能力不如毛主席，那你在做人做事的时候，就更要虚怀若谷，更要在忍耐中磨练自己。

否则，你不可能取得人生的成功。

看党史，不能只看辉煌和成功的那一面，其他的部分你也要看看。

因为只有在逆境中，我们才能见到一个人真正的上限。